深圳“城市更新条例”立法需妥善处理的五大关系

发布时间: 2020-09-30    浏览(924)

2020年7月20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告《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正式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该稿公开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市人大《征求意见稿》与深圳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6月28日提请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草案)》(以下简称《送审稿》)存在多处差异,包括搬迁补偿标准、违法建筑处理、市场准入标准等等,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征求意见稿》删除了《送审稿》中司法裁决的相关条款。深圳此次关于城市更新条例的立法活动不仅在深圳备受各界关注,在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城市亦受到广泛关注,深圳城市更新条例的立法将具有重大标志意义。此次立法不仅需要总结升华过去十年深圳城市更新的成功实践,更需要对过去十年城市更新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笔者有幸参与了城市更新办法到城市更新条例的整个立法过程,也有幸参与了上百个城市更新项目的实践,因而对城市更新条例的立法工作生发了诸多思考。制定一部好的城市更新条例,其核心是针对城市更新活动中复杂的利益博弈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而这种协调机制的有效建立,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

一、强区放权与一区一策的关系


2016年1月,深圳市委六届二次全会提出要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审批效率、科学划分市区两级权责方面深化改革。根据强区放权的改革方案,深圳市政府累计将160多项权力下放至区政府。为落实城市更新领域的强区放权改革,2016年10月15日,深圳市政府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施行城市更新工作改革的决定》,原由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使的城市更新项目的行政审批、行政确认、行政服务、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职权,除地名许可、测绘查丈、房地产预售、房地产权登记、档案管理等事项外,调整至各区政府行使。


从行政改革方向看,强区放权有利于简政放权、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创新力、提高政府公共治理能力,故强区放权的执政理念值得肯定。但从过去四年的实施效果来看,就城市更新领域而言,强区放权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甚至偏离了强区放权的改革目标。根据主管部门的内部调查和行业协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强区放权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各区政策不统一,存在“一区一策”情形,强区放权之后各区可以自行出台城市更新的各类政策,导致政策在制定和出台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到部分城市更新项目的审批;2.各区不同程度地在城市更新法定审批环节之外增设前置审批程序;3.各区政府、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与其相关职能部门的衔接存在问题;4.各区在街道办增设了一些审批环节,尤其是集体资产交易的备案、审批等事项,甚至各街道办都不一统,存在“一街一策”情形;5.各区在项目立项准入标准和专规审批法定程序之外设定前置审批条件,导致部分符合立项和规划审批条件的项目停滞不前。总而言之,强区放权之后,各区在政策制定方面较为杂乱、在行政审批方面协同不够通畅、在项目监管方面存在主观随意性,强区放权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正是因为市政府层面意识到强区放权之后产生了新的弊端,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2019年6月6日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要求完善与统一城市更新政策和标准、坚持“全市一盘棋”,“各区已出台的城市更新政策文件与市级城市更新政策和标准不一致的,各区应立即开展自查并进行整改”。2020年4月16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城市更新等相关工作的通知》第六条再次重申,“各区要坚持全市城市更新工作一盘棋,禁止一区一策,不得在全市政策规定外增设审查(审批)环节、设置前置条件,严格落实统一平台受理办理、规定时限完成审查(审批)的要求。”


然而,《征求意见稿》目前并没有设置解决强区放权弊端的机制。《征求意见稿 》第五条和第六条仍然沿袭强区放权的基本原则,界定市区两级政府在城市更新领域的权限划分,市级政府承担领导和重大决策、政策制定的权责,区级政府承担统筹实施、全面监管的职责。该原则性规定本身没有问题,但对目前强区放权存在的上述问题缺乏解决机制。从立法层面解决强区放权带来的问题,应当对强区放权进行重新界定。“强区”,不是强化和扩大区政府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审批权力,而是将原本由市级政府机构享有的权力下放或授权给区政府行使,区政府不宜增设任何审批环节或者变相增加审批权力。“放权”,不是放任区政府扩张城市更新领域的行政权力,而是“简政放权”之义。简政放权的核心要义是精简束缚市场主体的“无形枷锁”和减少政府“有形之手”过多干预市场,最大程度地释放企业的活力和市场的创造力。因此,“放权”的目的是给市场主体赋权,而不是让区政府拥有更多的行政权力。区政府应当将“放权”与“简政”相结合,“放权”是手段,“简政”才是目的,只有“简政”才能真正提高审批效率。


故《征求意见稿》应当厘清强区放权的内涵,按照中央简政放权要求对城市更新领域的强区放权进行规范,在立法条款中增设区政府及街道办不得增设任何具有行政审批或准行政审批程序的相关规定,限制和规范区政府制定城市更新政策的权力,保持城市更新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简化城市更新审批过程中征求各部门意见的程序,强化各职能部门协同职责,消除城市更新审批过程中各种有形与无形障碍。


二、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的关系


深圳开创了市场化城市更新的先河,2009年出台的《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明确提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城市更新理念。随即,深圳展开了大规模的市场化城市更新,尤其是旧住宅区改造方面,开发商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纷纷进驻各旧住宅小区。但在不到两年左右的时间内,由于市场主体争夺旧住宅区改造权,出现了同一小区不同开发商恶性竞争、搬迁补偿标准偏离市场理性的市场乱象,政府随即介入管制,不允许开发商随意进入旧住宅小区,不允许肆意抬高搬迁补偿标准,并在2012年出台的《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中规定旧住宅区必须通过公开途径选择改造主体。之后,旧住宅区通过市场化方式改造的大门基本关闭,在2016年正式将政府主导的棚户区改造方式作为旧住宅区改造的主要模式后,旧住宅区市场化城市更新陷入僵局。直到2019年,政府动用行政征收手段介入罗湖木头龙项目,使得该项目长达十年的搬迁困境得以解决,市场又看到了旧住宅区城市更新的曙光。


过去十年,深圳在推行市场主导的城市更新过程中遇到了系列挑战。一方面,市场主体难以解决搬迁补偿的僵局,而对政府鼓励的城中村综合整治和工业区升级改造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市场中存在大量倒卖项目或被搬迁房屋的无序交易,亦存在城中村集体资产违法合作开发的情形。基于这些原因,虽然深圳城市更新市场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实际上城市更新项目的开发却非常缓慢,政府通过城市更新落实公共配套、产业空间和保障住房等目的无法实现。针对市场化城市更新的这些问题,政府体系中另一种声音开始变大,认为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市更新的管控,甚至应当主导城市更新。从2016年开始,深圳城市更新风向实际上已发生了本质变化,即政府不仅在政策制定和行政审批层面强化了对城市更新的管控,同时,政府也开始直接介入到城市更新活动中,比如推行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土地整备利益统筹、综合整治,市场化的城市更新道路开始变窄。


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学家们虽然存在争议,但也有基本的共识,即市场为主导配置资源要素,政府则着重解决市场活动中出现的阻碍要素流通和有效配置的问题,以“服务”和“监管”为核心,而不是直接介入市场活动。就深圳市城市更新而言,经过十年的探索,对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实际上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根据《深圳市城市更新十周年政策评估调研报告》的调查结果[1]显示,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一致认为政府应当采取措施解决搬迁补偿僵局,而有66.37%的受访主体认为政府政策频出导致部分项目受阻,有61%的受访主体认为政府对于公共配套配建的要求存在不科学性和主观随意性,有62%的受访主体认为政府应当在合法用地比例、违法建筑处理、产权注销等方面出台松绑政策,有59.46%的受访主体认为政府在“工改工”方面的各种限制政策导致工改类项目推进受阻。从这些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市场主体迫切希望政府着手解决产权认定和注销困难、公共配套标准不统一、产业政策限制过严、搬迁补偿陷入僵局、集体资产交易程序复杂、政府各部门衔接不畅通、政策缺乏稳定性等问题,这些问题无法通过市场主体自发的活动予以解决,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除此之外,政府应当让市场主体自由充分地参与市场活动。政府的政策导向应当回应市场的问题,而不是引发新的问题。


三、公共利益、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


城市更新最难之处莫过于平衡公共利益、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深圳市城市更新十周年政策评估调研报告》对社会公众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社会公众认为政府推进城市更新不力,超过60%的社会公众认为要求所有业主签署搬迁补偿协议的规定不合理,有62%的社会公众认为个别被搬迁人漫天要价导致项目推进受阻,而且76%左右的受访群众认为不能让少数拒绝签署搬迁补偿协议的业主制约已签约的大多数业主的利益实现。从目前已批准立项的项目来看,城市更新用于公共事业的土地贡献率平均在30%以上,部分项目超过50%。而过去十年全市列入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的项目实际实施率不到40%,旧住宅区项目的实施率甚至不到20%。过低的项目实施率,不仅影响开发商利益的实现,也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同时也导致绝大多数业主回迁利益无法实现。木头龙项目是最典型的例子,在经历十年拉锯战之后,政府经过近两年的论证,综合考虑各种利益,最终采取“零星征收”手段,促使项目拆迁难题得到解决,社会各界给予了积极正面的回应,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尽管木头龙项目的“零星征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城市更新条例的立法并不顺利。深圳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5月19日提交给市人大的《送审稿》设置了司法裁决与点状征收两大制度,得到业界广泛认可与期待。但2020年7月20日市人大《征求意见稿》却删除司法裁决制度、调整点状征收为个别征收的表述,引发了业界广泛讨论。社会公众、市场主体认为应保留司法裁决条款,以及建议进一步明确点状征收或个别征收的适用条件、标准。立法部门和政府相关部门之前对如何实施行政征收和司法裁决制度也存在不同意见。


城市更新的司法裁决和行政征收的制度,既涉及与行政调解、房屋征收、民事诉讼、民事执行等既有法律制度的衔接联系,亦涉及对物权理论、请求权基础、法院审判权限等既有法律理论的突破创新,需要付出大量立法成本以及后续执行落实阶段的政府行政成本、法院司法成本。深圳立法部门在城市更新过程一直奉行市场主导的原则,对公权力介入城市更新持极为谨慎的态度,对物权的保护也一直遵循严格的法治原则,故对行政征收和司法裁决介入城市更新持审慎态度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


关于行政征收与司法裁决是否应当介入城市更新,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根据《物权法》《民法典》等上位法的规定,公权力只有在基于公共利益需要时才可以介入到不动产所有权的征收之中,但依据现行法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城市更新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存在争议。多数观点认为市场主导的城市更新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无论是行政征收还是司法裁决都缺乏法理基础,因而在城市更新中引入行政征收或司法裁决不仅存在违反上位法的风险,也存在公权力介入私权利之争,存在“多数人暴政”损害私权之嫌。这类观点也是导致市人大《征求意见稿》删除司法裁决、限制行政征收的根本原因。


然而,上述担忧实际上缺乏充分依据。第一,从上位法来看,《物权法》和《民法典》实际上确定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情形下物业区域改造重建的多数决制度。《民法典》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事项,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当达到法律规定比例的业主签署搬迁补偿协议、同意将其物业交付给市场主体进行改造时,市场主体需取得前述业主的授权,并获得以搬迁补偿协议为基础的债权请求权。因此,市政府《送审稿》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市场主体可以作为原告、以未签约业主为被告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签约僵局,存在坚实的立法基础。第二,从城市更新的本质来看,城市更新具有明显的公共利益属性。一方面,城市更新的目的是改变现有建筑不安全状态、提高土地利用率、完善公共配套设施等,其公益性质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城市更新项目直接贡献的公共利益用地平均达到30%以上。因此,城市更新是以公共利益实现为根本出发点,而不是基于商业利益的需要。市场化城市更新只是政府实现城市更新公共利益的手段,尽管市场主体参与城市更新存在商业利益,但不能因此否认城市更新公共利益的本质。例如,市场主体参与修建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公共建设项目,从中取得商业利益,但不能否定该类建设项目的公益属性。在城市更新项目中,基于城市更新的公共利益性质,当绝大多数的业主同意搬迁并且私权利益得到充分补偿时,采取司法裁决和行政征收解决少数人利益绑架多数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问题显然具有正当性、合理性。


四、合法用地与违法建筑的关系


深圳市历史遗留违法建筑(以下简称“历史违建”)由来已久,有关数据显示,深圳市累计工业类违建约1.80亿平方米,占违建总量的41.93%;住宅类违建约1.72亿平方米,占40.08%;商业和办公类违建约0.26亿平方米,占6.02%;多种用途类、公共配套类等其它违法建筑约0.51亿平方米,占11.98%。深圳市历史违建的处理一直采取审慎对待、分类处理的原则。1999年3月5日出台的《关于坚决查处违法建筑的决定》对违法建筑进行了定义并列举了具体情形,但该规定非常原则,并没有对违法建筑如何处理进行具体规定。2002年3月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若干规定》和《深圳经济特区处理历史遗留生产经营性违法建筑若干规定》(俗称“两规”)。该两份文件对历史遗留违法建筑进行界定,规定历史遗留违法私房和生产经营性用房是指《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坚决查处违法建筑的决定》公布实施以前,即1999年3月5日以前违反规划、土地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建的私房和生产经营性用房。2009年6月出台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俗称“三规”)及2013年出台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试点实施办法》,规定了对历史遗留违法建筑采取分类分批处理方式。2018年10月27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与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共同发布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产业类和公共配套类违法建筑的处理办法》(俗称“新三规”),该办法对产业类和公共配套类的历史遗留违法建筑采取了安全纳管、完善产权、简易程序处理后纳入城市更新、强制拆除等方式进行处理,但该办法回避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的处理,历史遗留违法私房的处理仍然处于停滞状态。


尽管深圳针对违法建筑处理出台了很多政策,但从以往处理情况来看,效果非常有限,仍有数量庞大的违法建筑尚待处理。深圳违法建筑的数量之多、权属情况之复杂、建筑安全之隐患成为深圳城市治理的顽疾,城市更新是彻底解决历史违建相关问题的有效和关键途径。但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历史违建的处理问题却反而阻碍了城市更新的推进。历史违建的处理对城市更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历史违建的权属认定和补偿标准存在很大争议。《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五条规定,历史违建的搬迁补偿安置标准按照房屋征收的相关规定确定,对不属于“两规”“三规”处理范围的违法建筑原则上不予补偿;第十六条规定,历史违建的物业权利人由区城市更新主管部门在城市更新意愿认定阶段组织区规划土地检察部门和辖区街道办进行核查。根据深圳市城市更新协会开展的关于《征求意见稿》的研讨会与调查,大部分企业对前述规定提出质疑,一致认为该规定不符合城市更新目前的实际操作惯例。在城市更新搬迁补偿过程中,无论是增加历史违建的权属认定程序,还是强行规定历史违建不予以补偿,并不会使得相关权利人放弃主张权益,只会使市场主体搬迁谈判工作难上加难。二是在城市更新立项审批设置了合法用地比例的门槛。2014年5月27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更新实施工作暂行措施的通知》(深府办〔2014〕8号),提出合法用地比例的要求,即申报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计划,拆除范围内权属清晰的合法土地面积占拆除范围用地的面积比例应当不低于60%;申请通过综合整治进行升级改造的旧工业区,权属清晰的合法土地面积占申报范围用地面积的比例应当不低于50%。2016年12月29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更新实施工作的暂行措施》(深府办〔2016〕38号),该文沿袭了“拆除范围内权属清晰的合法土地面积占拆除范围用地面积的比例应当不低于60%”的要求,并增加了合法用地比例不足60%但不低于50%的处理方法,即位于探索实施土地开发创新模式的坪山中心区范围的合法用地比例不低于50%,以及重点城市更新单元拆除范围内合法用地比例不低于30%。五类合法用地是指国有用地(包括已出让用地、已划拨用地及其他合法国有用地)、城中村用地(包括城中村“用地红线”范围用地、非农建设用地和征地返还用地)、旧屋村用地、已按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的用地、已按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处理的用地。只有项目范围内五类合法用地比例达到上述文件规定的门槛,城市更新项目才能申请纳入城市更新单元计划。城市更新中合法用地比例的指标设计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导致了很多具有改造必要性的用地无法纳入改造范围,合法用地比例成为城市更新项目起步的制度性障碍。


遗憾的是,《征求意见稿》对城市更新中历史违建处理和合法用地比例问题并没有提出新的解决方案。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更新的全面推进,历史违建的处理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亦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城市更新条例的立法是彻底解决深圳历史违建问题的契机,城市更新条例就城市更新中的历史违建处理应当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取消城市更新立项阶段合法用地比例的门槛限制,将具备改造必要性的用地全部纳入范围,进一步释放城市更新的空间。是否纳入城市更新范围主要基于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空间规划优化和建筑物安全保障等物理因素的考量,而合法用地比例的设置人为割裂了物理空间的合理因素。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如《关于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指导意见(试行)》,还是广东省的政策文件,如《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动“三旧”改造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都以客观上具有实际改造需要为标准,并未设定合法用地比例的要求。因此,深圳城市更新条例应当优化城市更新项目的立项标准,废除城市更新项目合法用地比例的要求。第二,对城市更新范围内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处理进行明确规定,限制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通过城市更新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废除城市更新项目立项合法用地比例条件的情况下,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对城市更新范围内的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进行认定、清理和处理。违法建筑的认定标准需沿袭现有政策并结合城市更新的制度进行优化,要对城市更新范围内包括“私房”在内所有违法建筑的法律状态按照“三规”的规定进行一次性地简易认定,区分为“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和“违法建筑”两种情形,符合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情形,履行简易确权程序,允许市场主体根据政府指导标准与其协商补偿事宜;不符合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情形的违法建筑,政府应当加大行政执法的力度,依法行政,及时查处。


五、特区立法与国家立法的关系


城市更新受到的法律规制非常多,尤其涉及国家层面上位法的约束十分繁杂。例如,《土地管理法》对土地流转尤其是集体土地流转的有关规定,《建筑法》和《城乡规划法》对建筑物合法性的规定,《物权法》对物权认定和房屋征收的规定,《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对不动产注销登记的规定等等。这些上位法规定都与城市更新的核心问题与关键步骤高度相关,如果不考虑深圳的特殊历史情况和城市更新的特殊法律关系,直接照搬上位法的规定,城市更新中的权属认定、产权注销、搬迁补偿等核心事宜都将面临诸多法律困境。因此,突破城市更新困境首先在于突破立法困境。


从立法技术来看,自深圳取得经济特区立法权以来,深圳进行了多次的先行性立法与突破性立法。先行性立法是指国家层面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存在立法空白时,深圳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先行立法。突破性立法是指国家层面已有法律或行政法规进行规范的情况下,深圳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突破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而进行立法。无论是先行性立法还是突破性立法,深圳都有很好的实践,比如《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例》。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到要打造法治城市示范,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在遵循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深圳立足改革创新实践需要,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


遗憾的是,从《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来看,此次城市更新条例的立法并没有充分发扬经济特区立法的创新精神,无论是立法指导思想还是立法具体技术均偏于保守,对深圳城市更新十年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缺乏有效举措,未能用好用足特区立法权。从国家层面的现有立法来看,国家层面未对城市更新设立专门的法律规制,城市更新法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是深圳首创的制度,本身具有创新性,属于深圳先行性立法的范畴,具有巨大的创新空间。虽然上位法对于城市更新活动涉及的不动产权属认定、征收、产权注销等内容已有相应规定,但这些规定与深圳过去四十年形成的土地和房产现状存在很大偏差。深圳在过去四十年形成了许多独特的制度,比如非农建设用地制度、征地返还用地制度、农村城市化转地制度、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处理制度等。深圳四十年的特殊发展模式和特定历史背景导致深圳形成了不同于全国其他城市的土地和房产现状,深圳城市更新涉及的土地和房产权属问题远非《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上位法能够解决。因此,深圳的城市更新要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必须突破上位法的局限,着眼于深圳的特殊历史背景,用好用足特区立法权,方可消除城市更新中的制度性障碍,将深圳市城市更新推向更辉煌的十年。



主页: 赌徒    阅读原文

标签: 情感与生活 生活感悟

举报
施肥 浇水 虫子 斧子

该文章共收到

0 浇水

0 施肥

0 虫子

0 斧头

竞 猜 Guessing Competition

竞猜规则:

1.竞猜时间从文章登上网站页面的时间计算。

2.每个用户只能选择一个区间投注,注数不限。

3.用户竞猜获胜奖励来自其他区间的投注金额,根据投注的注数得到相应的比例奖励。

参与竞猜投注,可与所有获胜用户平分奖池奖金0筑讯币

竞猜 · 浏览量

page view

活动已结束

获奖区间:

您的竞猜结果

请在个人中心处查看

相关文章 Related articles

换一批

|视频推荐
  • 艾米利亚震后重建系列作品 / MCA建筑事务所

  • 都市旷野之境,“深圳湾文化广场”方案设计 / MAD

打赏

×

浇水

30筑讯币

赠送数量

小计: 9600筑讯币

×

赠送成功!

赠送记录可在消息中心查看

已扣除 30筑讯币

竞猜

×
请选择竞猜区间
  • 0-500
  • 501-800
  • 801-2000
  • 2001以上
请选择竞猜注数,每注为500筑讯币
  • 1
  • 5
  • 10

需支付 500筑讯币

×

已扣除 349筑讯币

竞猜结果请关注倒计时

竞猜排行榜

Ranking List

请选择举报原因

  • 违反国家法律规定

  • 垃圾文章

  • 广告

  • 其他原因 :

    0/140